久无宗璞先生的音讯。近日偶然在《文学自由谈》上见到她的文字，说自己“身体不好，来日无多”，遂请作协的秦友苏帮助查找电话。他也说冯先生身体欠佳，前时来开作协主席团会议，一会儿就走了。
记者拨通电话，首先问候冯老的身体。
她说：“去年生了一年的病，住了三次医院。今年开始恢复创作，也还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——不，是两天打鱼，三天晒网。主要感觉是头晕，病因很复杂。”
“您正在写的是哪些题目？”
“七月份的《小说界》发了我的短篇《彼岸三则》，三个小故事，鬼故事。这是今年春天创作的。你问要表现什么？大概是要求生命延长的一种挣扎，一种不甘心罢。可谓游戏之作。现在主要是继续写长篇小说《东藏记》。”
“您以前有长篇《野葫芦引》的第一部《南渡记》，《东藏记》是它的继续吧？”
“是的，是《野葫芦引》的第二部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几代人的生活。东藏就是东躲西藏，躲空袭警报。我因眼睛不好，很少看电视。最近天天看抗洪抢险的报道，很感动，就像是回到抗日战争的年代。”
“我也有同感。这种场面很容易唤起大家的民族感。”
“对。万众一心的民族感。民族的正气要发扬。抗洪是和大自然斗，抗日是与异族的入侵斗。对大自然斗也是一种正气。”
“请谈谈您的文学创作。”
“我的创作道路从样式上说，是短篇、中篇、长篇这么过来的，开始写长篇太晚了，现在精力不够，只能尽力而为了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。俗是好看，得让人爱看。小说写得像哲学著作，又何必写小说？雅是耐看，不是看了就扔掉，要让人看了有所感，并有所思。”
“您幼承庭训，耳濡目染，受到您父亲冯友兰先生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影响，这些对于您的创作有些什么影响？”
“影响当然很大。但我并没有承传哲学。好像也没有听说有女哲学家，女科学家倒是有。生长在学者家庭，还使我有一任务，就是为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留下来出一点力。我是不得不做。”
“您对西方文学很有研究。现代派与传统文化对于您的文学创作的影响，哪个方面更大一些？”
“我的根基是我国自己的文化，在这个根上，吸收西方的滋养。特别是写作长篇时，我曾考虑使用什么形式，基本上还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，把传统形式和创新手法结合起来。当然，主要还是要适合表达的内容，而不应为形式而形式。”
“您是指现代派吧？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。”
“我在使用现代派手法时提醒自己要注意细节的真实，使用现实主义手法时则要注意浪漫的虚构。长篇在一个基调上可以变换方式。在叙述中换个方向，让读者也喘口气。”
“有人评论您的《心祭》把意识流和类似于古典诗词般的意境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，这部《东藏记》是否继续这种风格？”
“我倒没觉得我在有意识地结合，只是很自然地就这么写了。”
“看来这也是一种意识流。是您的两种修养在写作中的下意识的流露。您是国内少见的学者型作家之一，您怎么看二者的关系？”
“其实，三、四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学者，现在才分工。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。写东西必须有一定的修养，有对于传统的继承，也必须有对生活的独到体会。但作家的学问必须要为创作服务，曹雪芹的学问都体现到人物形象上了。否则，掉书袋就不成了。”
“我认识的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读了您的《南渡记》，很感兴趣，说是其中的很多原型都很熟悉，在盼望着续篇问世。”
“是啊，前日在作协开会，有个青年就很坦率地和我说：‘你写得也太慢了。’（笑）我真抱歉。”
“这部《野葫芦引》听说是由四部组成，另两部，《西征记》写滇西战争，《北归记》写到全国解放。那么，写到此时有些什么新的变动？”
“在构思上有一些新的想法。不过，不说也罢。”
“那么，在风格上又有些什么新的追求？”
“想要写得更好些，笔法上更趋向于白描。我不喜欢太多的修饰。长篇要写得精炼，又要栩栩如生，身临其境，有境界，实在很难。因为篇幅大，人多，事多，要做到结构严密，全书各章节水平大致一致，不是参差不齐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这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太笨的缘故。”
“这部《东藏记》有多少字？大概何时写完？”
“计划写八章，二十三、四万字。现在写到第五章，完成了十几万字吧。前两章已在1995年的《收获》上发了。明年春天大致可以完成，前提是不添病。”
“对了，有很多读者关注您的身体和创作。”
“非常感谢关心我的读者。我接到过一些读者来信，每封信都让我很感动。我觉得我与读者之间有一个灵魂的桥，我们永远相通。无论我有多少委屈和烦恼，读者的关心和理解都会把它们化解，而给我动力，给我希望。我于世还有何求！”久无宗璞先生的音讯。近日偶然在《文学自由谈》上见到她的文字，说自己“身体不好，来日无多”，遂请作协的秦友苏帮助查找电话。他也说冯先生身体欠佳，前时来开作协主席团会议，一会儿就走了。
记者拨通电话，首先问候冯老的身体。
她说：“去年生了一年的病，住了三次医院。今年开始恢复创作，也还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——不，是两天打鱼，三天晒网。主要感觉是头晕，病因很复杂。”
“您正在写的是哪些题目？”
“七月份的《小说界》发了我的短篇《彼岸三则》，三个小故事，鬼故事。这是今年春天创作的。你问要表现什么？大概是要求生命延长的一种挣扎，一种不甘心罢。可谓游戏之作。现在主要是继续写长篇小说《东藏记》。”
“您以前有长篇《野葫芦引》的第一部《南渡记》，《东藏记》是它的继续吧？”
“是的，是《野葫芦引》的第二部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几代人的生活。东藏就是东躲西藏，躲空袭警报。我因眼睛不好，很少看电视。最近天天看抗洪抢险的报道，很感动，就像是回到抗日战争的年代。”
“我也有同感。这种场面很容易唤起大家的民族感。”
“对。万众一心的民族感。民族的正气要发扬。抗洪是和大自然斗，抗日是与异族的入侵斗。对大自然斗也是一种正气。”
“请谈谈您的文学创作。”
“我的创作道路从样式上说，是短篇、中篇、长篇这么过来的，开始写长篇太晚了，现在精力不够，只能尽力而为了。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。俗是好看，得让人爱看。小说写得像哲学著作，又何必写小说？雅是耐看，不是看了就扔掉，要让人看了有所感，并有所思。”
“您幼承庭训，耳濡目染，受到您父亲冯友兰先生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影响，这些对于您的创作有些什么影响？”
“影响当然很大。但我并没有承传哲学。好像也没有听说有女哲学家，女科学家倒是有。生长在学者家庭，还使我有一任务，就是为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留下来出一点力。我是不得不做。”
“您对西方文学很有研究。现代派与传统文化对于您的文学创作的影响，哪个方面更大一些？”
“我的根基是我国自己的文化，在这个根上，吸收西方的滋养。特别是写作长篇时，我曾考虑使用什么形式，基本上还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，把传统形式和创新手法结合起来。当然，主要还是要适合表达的内容，而不应为形式而形式。”
“您是指现代派吧？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。”
“我在使用现代派手法时提醒自己要注意细节的真实，使用现实主义手法时则要注意浪漫的虚构。长篇在一个基调上可以变换方式。在叙述中换个方向，让读者也喘口气。”
“有人评论您的《心祭》把意识流和类似于古典诗词般的意境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，这部《东藏记》是否继续这种风格？”
“我倒没觉得我在有意识地结合，只是很自然地就这么写了。”
“看来这也是一种意识流。是您的两种修养在写作中的下意识的流露。您是国内少见的学者型作家之一，您怎么看二者的关系？”
“其实，三、四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学者，现在才分工。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。写东西必须有一定的修养，有对于传统的继承，也必须有对生活的独到体会。但作家的学问必须要为创作服务，曹雪芹的学问都体现到人物形象上了。否则，掉书袋就不成了。”
“我认识的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读了您的《南渡记》，很感兴趣，说是其中的很多原型都很熟悉，在盼望着续篇问世。”
“是啊，前日在作协开会，有个青年就很坦率地和我说：‘你写得也太慢了。’（笑）我真抱歉。”
“这部《野葫芦引》听说是由四部组成，另两部，《西征记》写滇西战争，《北归记》写到全国解放。那么，写到此时有些什么新的变动？”
“在构思上有一些新的想法。不过，不说也罢。”
“那么，在风格上又有些什么新的追求？”
“想要写得更好些，笔法上更趋向于白描。我不喜欢太多的修饰。长篇要写得精炼，又要栩栩如生，身临其境，有境界，实在很难。因为篇幅大，人多，事多，要做到结构严密，全书各章节水平大致一致，不是参差不齐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这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太笨的缘故。”
“这部《东藏记》有多少字？大概何时写完？”
“计划写八章，二十三、四万字。现在写到第五章，完成了十几万字吧。前两章已在1995年的《收获》上发了。明年春天大致可以完成，前提是不添病。”
“对了，有很多读者关注您的身体和创作。”
“非常感谢关心我的读者。我接到过一些读者来信，每封信都让我很感动。我觉得我与读者之间有一个灵魂的桥，我们永远相通。无论我有多少委屈和烦恼，读者的关心和理解都会把它们化解，而给我动力，给我希望。我于世还有何求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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